成肯定不好。刘秀一直被粮食问题折磨，当然不愿听这种话。更重要的是，韩歆是在拿天象说事，而天象一向是被儒家与皇帝的德行联系在一起的。在刘秀看来，韩歆表面上是在说年景，实际上是在当面指责他这个皇帝失德，所以上天要以饥凶之年来示警惩诫。

　　韩歆根本没顾忌皇帝的感受，竟然还上前争辩，指天画地，言辞很是激烈，惹得刘秀勃然大怒，当时便想处置了他，多亏群臣求情，才保住了韩歆。

　　虽然后来证实韩歆说的对，当年确实是一个饥凶之年，但是说不招人喜欢的实话的人向来没什么好下场。韩歆证实了他的预言，却愈发被刘秀厌恶。

　　在这之后，很神奇的是韩歆竟然升了官，做上了大司徒，位列三公。但是韩歆却对这次升职闷闷不乐。因为这实在是个凶险的职位，常常因为小事就被下大狱，承担极大的罪责。

　　自董仲舒强化“天人感应”之说以来，天灾再也不是纯粹的天灾，而被理解成为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儒家认为，只要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朝廷谴责。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任。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要保持权威，轻易不能背这个锅，需要有人代他受过，于是位极人臣的“三公”，尤其是大司徒，便成了最适合的背锅工具。原本“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生蕴含着限制无限君权的意思，结果竟成为了历任“三公”的噩梦。

　　除了背锅“灾异说”的风险之外，荐举人才也相当危险，如果哪位大臣荐举的人才犯了罪，那么他的举荐人也要连坐。越是官职高，对他的要求就越是苛刻，万石高官可能被几百石小官的过失连累致死。另一位大司徒戴涉便是因为所举荐的人偷盗金钱，被连累下狱，死在狱中。

　　韩歆明知道自己处于凶险境地，可是本性难移，依然是有啥说啥，不知避讳，眼看着就要成为下一场灾异的背锅者。

　　这一次他因为国内流民四起，又勇敢地上了一封奏书。韩歆毫不避讳，直接指出刘秀的为政过失。最不应该的是，韩歆竟然以长安的建世皇帝为例，举出长安朝廷的一些为政举措，声称这些政策可以拿来借鉴。

　　刘秀此时被刘钰步步紧逼，已左支右绌，难以应付，他的江山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韩歆拿刘钰做参照，来与他进行对比，潜台词就是建武皇帝为政不如建世皇帝。这确实触及了刘秀的底线，犯了大忌。

　　就算他说的是实话，那也是要找死的实话。

　　果然，因为这封奏书，刘秀将韩歆下狱论处，他甚至懒得找什么灾异的理由，直接扣了个忤逆犯上的罪名，要将他处死。

　　这桩案子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韩歆是南阳名士，不仅学问精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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