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

　　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华国协助。

　　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

　　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

　　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

　　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

　　此时，华国的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

　　李鸿章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会见。

　　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

　　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

　　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

　　在通商口岸开放后，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

　　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

　　“这样，今天我还有些事情，改日再谈这个问题吧。”李鸿章果断的采取了拒绝接触的态度，感觉很舒服。他从来没有发现，外交是这么舒服的事情。

　　森有礼气的七窍冒烟，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李鸿章是华国的外交大臣，这里是长崎，他能怎么样？

　　关键是日本打不动长崎，华军驻扎了整整一个旅，这是最关键的。

　　一万多华军第一野战师的精锐，防御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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