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拉美独立和求得美国安全的目的，如杰斐逊所言，“有大不列颠在一起我们不必惧怕整个世界“。

　　在当时美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它能够得到当时美国决策层大多数人的支持是有道理的。

　　但这种战略是一种保守消极的选择，对于一个生机勃勃、欲有所作为的大国来说，任何重大战略选择都不能苟且于眼前。

　　门罗宣言宣示的是一个积极的选择，它没有附和英国的建议，撇开当时的“超级大国“的主动邀约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体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大国气魄。

　　同时，它又超越列强之间的纷争，不介入列强可能的对立和冲突，门罗宣言不针对特定国家，没有给美国树立敌人，而且迎合了当时拉美普遍存在的“泛美主义“思想的需要，因而在当时也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

　　门罗主义在美国独立半个世纪之际，国力依然弱小之时，向世界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

　　门罗宣言引起了列强的不同反应，最终结果却是英国无奈的接受了门罗主义，神圣同盟受到沉重打击，美国获得了外交的胜利。

　　排除其他评价因素，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看，门罗宣言是成功的。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在事实上和外交风格上塑造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关系，美国日后的发展、强大离不开门罗主义的作用。

　　门罗主义在美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发表，它的提出和产生经久影响，有当时美国决策层的深谋远虑，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启示是多方面的，其意义已经超越了门罗宣言乃至国际关系本身。

　　首先，门罗主义体现了一国社会制度先进性对外交决策的积极影响。

　　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一国内政的延续，外交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状况的体现，先进的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制度能激发国民蓬勃向上的朝气，一个先进的国内政治制度将为外交提供适宜和有效率的决策体制，创造积极进取的外交风格，是积极外交的力量之源。

　　而且，先进制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优势，吸引别国学习借鉴本国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产生的作用是物质力量无法代替的。

　　相反，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将制约外交发挥主动性，一方面，落后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外交决策体制的落后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落后的国内政治制度在外交上往往成为别国的攻击目标，外交人员的很大精力将牵掣在应付解释制度的合理性上，外交的战略决策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可以断言的是，不具备制度吸引力的国家的实力发挥将受到极大制约，将难以成长为一个经久的大国。

　　厄恩斯特・R・梅曾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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