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
“现在我们来喝另一瓶酒，你对我谈谈战事好啦。”他等我先坐下。
“谈旁的事吧，”我说。
“你不愿意谈它吗？好。最近你看了什么书？”
“没有什么，”我说。“我这人恐怕太愚蠢了。”
“哪里。不过你应当看看书。”
“战时有什么好书？”
“有个法国人巴比塞，写了本书叫做《火线》〔6〕。还有《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7〕。”
〔6〕亨利·巴比塞（1873—1935）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战壕中写成本书，揭露战争的罪恶。该书于1916年出版。
〔7〕这是英国作家威尔斯发表于1916年的优秀反战。
“他可并没有看穿。”
“什么？”
“他没有真的看穿。这些书医院里都有。”
“这么说你近来是在看书的吧？”
“看一点，但没什么很好的。”
“依我看，《勃列特林先生》这书，对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灵魂，是个很好的分析研究。”
“我可不知道什么是灵魂。”
“可怜的孩子。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你信教吗？”
“只在夜里。”
葛雷非伯爵笑笑，用手指把酒杯转动一下。“我本以为年纪越大，一定更热心信教，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变化，”他说。“这真太可惜了。”
“你死后还想活下去吗？”我问，话出了口立即觉得自己太糊涂了，竟提起死字。但是他全不介意。
“那要看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这一生过得很愉快。我希望能永远活下去，”他笑笑说。“我也差不多算长寿的了。”
我们坐在深深的皮椅里，香槟放在冰桶里，我们的酒杯放在我们中间的小几上。
“要是你活到我这样老的年龄，一定会发觉许多事情是奇怪的。”
“你一点也不见老。”
“衰老的是身体。有时我害怕，怕我的一个手指会像粉笔那样断掉。至于精神，倒没有老，也没变得更聪明。”
“你倒是聪明的。”
“不，这是个大谬论；说什么老人富有智慧。人老并不增加智慧。只是越来越小心罢了。”
“这也许就是智慧。”
“这是一种很不讨人喜欢的智慧。你最珍重的是什么？”
“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并不是智慧。你珍重生命吗？”
“珍重的。”
“我也是。因为我所有的只有这个。因此给自己做寿开宴会，”他大笑起来。“你也许比我聪明。你不做寿。”
我们两人都喝一口酒。
“你对战争究竟怎样看法？”我问。
“我认为，是愚蠢的。”
“哪一边会赢呢？”
“意大利。”
“为什么？”
“他们是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年轻的国家必然打胜仗？”
“在相当时期内是这样的。”
“过了那时期又怎么样呢？”
“他们变成老一点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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